故宫博物院首部音乐儿童剧《甪端》五一将赴港演出

例如，如果有证据表明被告人传播某种言论，而被告人又无法说明这一言论的来源，可以推定被告人为言论的最初来源，即他捏造了有关言论。

审判权与立法权一样也是专属性权力，即其只能由审判机关行使。三、行政规章越权的相关原因分析行政规章越权对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有非常大的制约作用，一定意义上讲，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行政法治良性循环的一大瓶颈。

依此而论，规章的实施不应当成为规章越权的必备条件，即一个规章制定出来以后，如果其内容有越权情形，即便其尚没有付诸实施，也能够以越权规章论处。[14]前几年有学者作过统计，以我国中央层面的行政立法为例，大体上是这样的比例，法律占3％，行政法规占15％，而行政规章则占到82％。由于我国一些部门机构或地方政府常常有涉外行为或外事行为，因此，其在制定此类规章时有可能超越本土权限。不论从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之角度，还是从该行为状态之角度，行政规章的越权都是一个标准的行政违法行为。参见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宪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同时，还应指出，传统的越权无效理论和制度主要突出行政机构权力超越后对其他主体权力的侵害问题，而不太注意行政越权对社会公众权利的侵害。这些行政法文件没有规定制裁条款的原因不得而知，但从立法科学化、责任化的角度看，将制裁条款写进来应当是合理的。现代立宪主义、西方宪政文化，究其本质而言即理性主义文化。

所有这些神话式的说法，均被视为以理性和自由为中心的大启蒙运动的叙述的具体表现。因而若论及古希腊哲学对于世界的贡献，其最大者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知识、不是说它比同时代的中国或古巴比伦文化发现更多的事实或真理。（三）宪政文化的本质论及共时性研究之价值。{4}20恐怕正是基于普遍主义的理性所带来的绝对自信。

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就不再赘述。所以，当东方学者对现代宪政进行比较研究时，之所以视宪政为他者，究其深层原因，正是因为其所传递的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依相信规律存在，并且相信规律可知这两个标准来判断，我国传统儒学文化亦不乏理性因素，但是，这种理性成分也仅只是停留在相信层面而已。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概言之，文化研究应该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式的宪法实际上已盛行于世界。

（二）文化本质论抑或文化进化论？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Dieter Senghas）针对上至马克斯·韦伯，下至美国学者亨廷顿为代表的一系列本质论的文化观，曾提出进化论的文化观加以驳斥。所谓文化冲突，不是因为质的不同，根本上是因为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文化在其中仅仅是起了参与的作用，所以文化研究应少一点文化与文化的总体比较，而应更多的注重在世界范围内就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比较{8}。所谓接受，一是意味着判断是否真理的标准不是人人都拥有的理性，而是作古的圣人权威和统治当局的注释与颂扬，权威性的类型因此就只能是历代精英和统治者，普通人的理性和真理却无立足之地，宪政文化所颂扬的超验正义和基于平等理性提出的人权、民主等思潮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这种努力在启蒙运动中登峰造极地演变为下述认知理性模型：（1）强调对象性思维，从认识论的角度解释对主、客体的关系和实存（being）问题。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而言，文化的作用在于为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最终促成共同体的形成和团结。所以，如何继续中国的宪政之道，最根本的棘手问题就是国人深入骨髓的那种顺从权威的接受式人格：我们生活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中，而对中华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在‘由之的状态，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

而这种叙述本身又可以被看做是更一般的宇宙论传统的一种具体表现，这种传统来自其希腊一希伯来的过去，它宣布了秩序对于无序力量的胜利。这促使我们思考如下两个问题：问题一：文化是什么？问题二：文化冲突，究其原因究竟是因为本质不同、还是仅仅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一）文化是什么？自英国人类学者泰勒（E.Tylor）1870年 Primitive culture一书提出复合的整体这样一种状态论的文化定义以来{6}，至1990年代，心理主义、结构主义、拟剧意义等众多文化研究范式，已经提出多达200种定义，文化研究至今并未形成任何独一无二的、毫无疑问的关于文化的定义{7}。

{19}言及于此，如若需要回归文化本质论和共时性研究的立场，对儒学文化定一个性，那么可以说，儒学文化作为一种以意向性思维为特征的实用哲学和实践理性，与作为普遍理性表现形式的西方宪政是根本不一样的文化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意向性思维就是一种价值论或意义论的，而非对象性思维那种超然的认知型或实证论。以下两个工作在当前尤为关键：第一是教育理念。故虽然思想方式包括认识论、哲学传统以及其他具体的价值、情感和偏好等若干层次，但是就这几者之间关系而言，显然认识论决定哲学传统，进而决定文化共同体的信仰、价值、情感、行为和制度。这种知性因为客观和科学，所以以其为标准做出的结论就被视同于权威和真理，于是理性主义蜕变成为普遍主义的理性，并在后世进一步演变为判断真理与否的上帝。历史上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战争以及时至今日仍在进行中的文化殖民，可说是其突出表现。

显而易见，虽然儒学的意向性思维关注主体，但是这种关注并没被导向对个体权利、自由、平等的关怀，而仅满足于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伦理叙事：论及知识则止于对先人的经注解释。因之，文化虽然在最为外显的层面多表现出物质性，譬如文化以语言符号为其载体，依托制度、器物等多种形式传达其精神内涵，但是，从内在结构而言，文化研究应当遵循：认识论→哲学传统→各种思潮、制度形态以及行为模式这样的路径。

很少人比帕斯卡更确定地发现，理性主义的意义不是它承认技术知识，而是它没有承认任何别的知识。{22}如若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那么要摆脱深入骨髓的权力崇拜和顺从式人格，打破纠缠不休的人治宿命，就应当以一种过程和事业的心态来建设宪政。

于是问题二顺势进入我们的视域。而儒学传统等非西方文化显然缺乏这种理性特质，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地区，不能自生自发形成现代宪政文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道路{5}。

{9}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在思维特性上表现出鲜明的对象性特征。于是代表着普世的善和平等民主的宪政文化，在将欧洲的神权和王权推翻之后，却蜕变成西方资本主义以真理为名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掩护[16]。二是应当完善并开放行政法层面上的行政许可、复议、听证、各种规划公示等实体程序，这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国人通过行政参与形成政策和制度的能力，逐渐锻造独立的理性人格，最终成为推动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主人，而不再是政策输出系统中的消极受众和臣民。理想的宪政制度无非是承载人文主义的载体，然最关键仍在于人：只有理性的人格才会主动追求并创造普世的良善。

原初单纯追求几何式平衡的秩序论和结构论，在人类共和与民主的实践中，逐渐被注入平等与良善等普世价值，于是结构论宇宙观逐渐过渡成为目的论宇宙观，而共和、民主与自然权利等制度和理论就顺势成为一种普世的善，被理性主义视为代表了最文明、最科学、最适合于人类的制度载体和理论载体：从结构论来说，‘自然本然的（by nature）就是平等，‘平等即为万物关系之结构。现代西方立宪主义在普遍理性的认知结构下展开叙事，其最初的基础只是一种宇宙观，即古希腊米利都自然学派在原子研究和天体研究中所建立的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可平等对调的几何式平衡宇宙观。

{19}2致力于注释和考证，就意味着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它趋向于以接受而非创新、辩论的方式来获取知识、阐述真理。三、意向性思维：中国宪政文化缺位的肇因如果西方宪政文明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那么普遍理性的缺失，自然就难以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

{19}通过各个层面的公众参与和协商，在理性的思辨中充分锻造公民性。康德、洛克、潘恩等启蒙思想家虽然大声提倡自由、天赋权利、平等和民主，转过头却居然忘记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本质，不但忽视美洲原住民的天赋权利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且还大声指责美洲原住民的渔猎、放牧等生活结构是所有生活形式中最违背文明的宪法，而且向世界声称：欧洲市场秩序和宪法制度才是恰当的生活方式，世界只有建立在各种文化对欧洲市场机制和宪法制度的臣服中方可长治久安{15}。

二、西方宪政：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 Strauss）的结构主义视角下，西方文化一个典型的叙事特征就是，它总是乐意将一个民族的、形成其民族性的神话，解释为我们更一般的宇宙进化论传统的一个分支。二是，借用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关于民的类型分析来说，如果民众仅作为接受者而存在，那他之于国家就仅有地域管辖的价值，是臣民而绝非公民，虽接受行政管理和法律约束，却仅作为国家政策输出系统中的受众存在，在政策议决等国家政策输入系统中没有或者只有微弱影响力{18}。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祥一种政治联合体，是就只是在西方才有的基本性质{2}7。但是，基于意向性思维与对象性思维在关于知识对象、知识来源、检验知识的标准以及论证知识的框架等四个方面根深蒂固的差异，造成儒学文化缺乏对象性思维那种对普遍理性和普遍真理的热爱，缺乏对普通人理性和普通个体的重视，连带也就缺乏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似的公共辩论精神和协商民主习惯，最终造成那种通过利益斗争和妥协而自发形成的制度在儒学之治中的缺位。

除了西方的宪政民主，就不再有文明。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于中国宪政的崎岖，虽需要保持必要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省，但是也应当保留必要的文化自信。

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换而言之，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民主、没有协商，有的只是对最高权力的顶礼膜拜。

所以在文化的角度讨论宪政，人的理性锻造和人格培育之重要性显然尤甚于制度。（二）儒学的意向性思维在其修身立命之说和人论纲常之学的构建过程中，其中虽不乏对宪政有所裨益之论，但是，它之于我国宪政文化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推崇经注文化，建立的是以注释和考证为主来获取并传播知识的理论论证框架。